近期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“要坚持全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，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”，目标是尽快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到合理水平。 根据财政部相关数据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上升，到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。截至2018年3月底，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160万亿元，负债总额106.6万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65%，尽管呈下降趋势，但由于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速度更快，相比较而言，国有企业债务在总债务中的占比不降反升，国有企业降杠杆成为结构性去杠杆的重中之重。 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一方面，国有企业存在“预算软约束”的问题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低，存在较大的融资冲动。另一方面，国有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可获得性。在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中，获得政府显性或隐性的信用背书，对于企业获得较高信用评级等级是十分有帮助的。在这方面，国有企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相比较民营企业而言，能获得更高的信用等级。而且现有的金融格局中，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，存在一定的所有制偏好，对国有企业融资的利率更低，融资政策也相对宽松一些。这些因素都导致国有企业容易过度负债。 目前国资监管机构已强化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刚性约束，工业企业、非工业企业和科研设计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分别为65%、70%和60%，相应的重点监管线为70%、75%、65%。分类控制的目标已经明确，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，还需要从战术和战略层面打好“组合拳”。 从战术层面看，要有效降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（总负债/总资产），任何扩大分母、缩小分子的措施都可以起到去杠杆的效果。现在推行的市场化债转股业务、化解过剩产能、处置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等措施，都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。 但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国有企业加杠杆容易，去杠杆则需要经历一个阵痛的过程，仅仅从技术层面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，还需要从“中国特色”的国有企业运营和监管机制上来分析并解决这一问题。 首先，抓住“关键少数”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：“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”。同理，在国有企业这种高度组织化、科层化的机构中，工作目标确定以后，高管层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便是决定性的因素。抓住“关键少数”能起到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效果。比如，可以在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中，将其任期内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情况纳入审计范畴，这会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在任期内合理控制企业杠杆率，而不是一味的依靠加杠杆在短期内来做大资产规模。 其次，建立联动机制。对于降杠杆任务重的国有企业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可以将降杠杆完成情况纳入业绩考核体系，并与工资总额适当挂钩，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。这种联动机制的关联性强到什么程度，还需要考虑国有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，避免在降杠杆过程中触发流动性风险，反而欲速则不达。 最后，加强战略引导。国有企业不能为了降杠杆而降杠杆，降杠杆过程本身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的一次契机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战略引导，建立控制国有企业杠杆率的长效机制，促使其通过降杠杆来做精主业，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。国有企业通过降低杠杆，健全公司治理机制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通过廋身健体、提质增效，持续改善盈利能力，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做优做强。